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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澳门葡萄京官方网站这样的劳动分工受到了北京的积极支持。他们从中看到了进入世界大生产链的机会,同时可以在里面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他们不计较单纯充当经济强国的转包商。与日本相反,人们看到中国人大开国门、广吸外资。这正是邓小平战略的基本精神。美国企业并不是最后一批冲进中国的。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企业曾经在中国灼伤过翅膀。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投入第一笔资金的企业曾遭遇失望。乔·斯塔威尔,一位美国记者,他在自己的《中国梦》一书中常常以令人失望而又略带调侃的笔触,描写了美国那些大老板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全球最大处女市场的长篇史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今,这些梦想才变得越来越实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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